[愿创八一专稿] 我军俘虏政策的完善，是三年解放战争胜利的保证
我军自南昌起义建军之日起，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逐渐创立和完善了一套正确的俘虏政策 。对于放下武器的敌军官兵，给予宽大待遇，不杀不辱，不没收私人财物；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者收容，愿去者发给路费遣返。后来这些规定成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
早在红军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瓦解敌军工作就是通过优待俘虏这一政策来体现的，既宣传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又扩大了我军的影响。当然，由于战争形势和作战对象的不同，优俘政策的重点、方式和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平型关一战是我八路军对日军进行的第一次大的战斗，歼灭日军3000，但俘虏很少。由于我军初战，对日军军国主义教育和其士兵受“武士道精神”毒害的认识不足，我许多官兵还是象往常与国民党军作战一样去抓俘虏和救治伤兵，许多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优秀战士倒在了日军官兵的“玉碎”中，还有许多战士在背负日军伤员时被他们咬伤致残。后来我军总结了经验教训，加强了对日军的反战宣传，并成立了由日军战俘组成的反战联盟，对瓦解日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写了一篇《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三年，有趣的数字》的文章，该文章命题很好，我的这篇文章相信应该能给予该文一个根本性的解答。下面我就以华野为例看看我军优俘政策在战争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和完善，以及其在三年自卫解放战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提高认识，健全战俘管理机构。
由于解放战争的规模、国共双方所投入的兵力数量和战场的范围扩大，我华东野战军在战役中所俘虏敌军的人数，都是我军以往战史中甚至世界现代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随着我军俘获的敌军官兵愈来愈多，我军在这一时期对战俘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工作的侧重点也有了新的变化。
1946年7月，我华东野战军在苏中战役中歼敌5378人，其中俘虏3128人。为了处理大批俘虏，我苏中一分区复员局奉命改为“苏中俘虏管理处”。不久，又在苏中俘虏管理处的基础上成立“华中野战军俘虏管理处”，由韩念龙任处长，房少庸任副处长。这是我华野最早成立的战俘管理机构之一。
我军在以往的宽俘政策是“瓦解敌军，壮大我军”，通常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前者，而轻视了后者；从形式上来说就是“抓了放，放了再捉”，不少蒋军老兵痞子成了我军的常客，最多的竟被我军捉放五六次，我军既浪费经费和精力，又使蒋军重新补充了兵员。根据这种情况，我华野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将宽俘政策由重在“瓦解敌军”发展为“瓦解敌军与壮大我军”两者并重。从战争全局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敌军俘虏，从加强我军组织建设的高度，而不是仅从简单处理俘虏的意义上对待俘虏工作。当时华野政治部主任仲其光就华野俘虏敌军官和士兵的处理问题，分别作了一些原则性指导意见。工作重点的转换收到了不同的效果，既节省了我根据地人力资源，又减少了蒋介石政府的兵源，使蒋不能利用我军释放的俘虏兵重新武装用来进行战争。而我军则利用经教育的战俘进行兵员补充，既可以节省对新兵的训练时间，又可使我军保持连续作战的能力；在利用其娴熟军事技术同时，不断提高其政治觉悟。根据这些原则，我华野把大部分俘虏在经团以上政治机关训练教育后补充到一线部队，且效果很好。我华野某团共补充了七百余名蒋军俘虏，后来只有一人开小差，我华野将此作为自卫解放战争政治工作的范例在各纵队推广，而对少量不愿留下的战俘，在经过教育释放后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当时，有两名任蒋军机枪连连长和电台台长的军官，被我宽大教育释放后，在后来的战斗中两人一弹未放，还组织其部下投降缴枪，并带来我军急需的无线电台等武器装备。
1947年2月，我华东野战军经过宿北、鲁南和莱羌战役，俘获蒋军战俘达十余万人。在华野北进和山野合并后重新组建了“华东野战军俘虏管理处”，由徐宗田任处长,房少庸、康明任副处长。当年5月16日孟良崮战役结束后，我军的战俘就更多了，俘虏军官的级别、也更高。这时的华东野战军俘管处下设五个大队二十七个中队和一个将校队，其中收管蒋军俘虏军官一万余人，我华野战俘管理处主要负责管训尉官。为保证管训安全和管训时间落实，提高对战俘的管训质量，对校级以上的俘官，经我初步收容审查后，全部送往我后方“华东军区解放军训练总团”，俘虏的蒋军士兵则由各纵队负责管训后大部充实到一线作战连队。
二、根据不同战俘对象，运用科学管训方法，以理服人。
我华野对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一战，可以说是打得干净漂亮，该师人员基本被全歼，极少漏网。班长以上官佐除被我军击毙者外，全部集中到战俘管理处。这就在我战俘管理处内形成一个很完整的成建制国军七十四师俘虏军官集训队。而整编七十四师又是蒋军“精锐”之“精锐”、“建军模范”。如果我军专门研究出该师的作战训练基本特点，这对于我军了解蒋军一般部队的大致轮廓与作战特点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通过对七十四师俘虏的审查教育，还可从俘虏口中获取大量重要情报，以利于我研究蒋军的编成、作战特点、社会关系及与我作战的体会和看法，达到知彼知己、以战教战的目的。我华野首长决定对蒋军整编七十四师的俘虏在常规的基础上提高一级审俘待遇，班长当尉官、尉官当校官处理。在审查过程中要求细审与敌军调研相结合。由联络部长吴宪牵头，先后对七十四师余名各级各类俘虏军官座谈调查，并参照部分缴获的文件资料，分为历史沿革、组织编制、官兵成分与素质、官兵训练、新兵补充与残部概况、参谋补给卫生业务、参加战役经过及检讨、惯用战术、政治情况与政治教育等九个专题，全方位展开对整编七十四师的分析。经过两个周的突击调研分析，总结汇编出进十万字《蒋军七十四师的调查研究》一书，印刷上报延安总部和下发各部队参考，对我军后来作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战场上解除敌军的武装、俘虏敌军的官兵很重要，但教育战俘提高觉悟改变其思想与立场，由原来的敌人变为我军的朋友，直至与我军同心同德、并肩作战这更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更多敌人的武装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起义之蒋军重庆号
我华野在战俘管训工作中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方式方法，使战俘口服心服，管训效果显著。在对蒋军军官的教育中我华野总结出以下特点：蒋军主力部队被俘军官比杂牌军被俘军官的教育难度大；中高级被俘军官比基层被俘军官难度大；解放战争初期的被俘军官比战争后期的被俘军官难度大。这反映了蒋军军官所受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灌输程度的不同。在我华野战俘管理处曾发生过一起组织整编第七十四师部分战俘阴谋暴动的事件，而指挥策划者只是一名上士班长，可见其受蒋毒害之深。
刚被俘时，许多蒋军七十四师的被俘军官对孟良崮之败很不服气，认为他们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水平，如打“正规战”，我解放军远不如他们，他们是“大意失荆州，不是没有本领”，他们的失败是战略指挥失误，使部队误人了绝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后来，经过我军的形势教育、辩证唯物战争观教育、人民战争教育和政策学习，通过摆事，讲道理，他们亲眼目睹了我解放区新型的军民关系、我军的官兵关系和对他们的宽待，多数军官的思想立场开始转变。陈毅司令员不仅接见招待了原国民党军马励武和周毓英等高级将领，对其平等相待，晓之以理。他还多次给大批被俘校级以上军官作报告，讲话有理有据，慷慨激昂，令众军官心口诚服，加深了对我党和我军的认识。原蒋军七十四师少将参谋长魏振钺被俘后，华野首长指定政治部秘书处长谭肇之与其谈话。他们都是湖南老乡，共同的乡音令魏感到亲切，通过两军的对比和发展历史来开导他，使其十分信服，后经我高俘团集训，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后来成为我军院校的战史教员。
但是，在蒋军被俘军官中也有极个别坚持其反动立场，对其罪行死不悔改的顽固者，原蒋军七十四师第五十一旅少将旅长陈传均就是典型一例。此人对进攻我解放区所犯罪行毫无悔意，坚持与人民为敌，抵制我军管训。后经我人民政府公开审判被处以极刑，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三、以蒋军被俘蒋军士兵为重点，进行阶级教育 ，使其成为华野兵员的新源泉 。
我华野把俘虏教育的重点放在蒋军被俘士兵身上。因为士兵几基数大，成份相对于军官要单纯。从政治上看，绝大多数士兵出身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群众，尤其是在战争中后期的被迫参战的蒋军士兵，大都来自国统区的贫穷农民，因生活所迫或是被抓等原因卷入内战，在蒋军集团内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蒋军反共内战的反动思想教育，对我党我军存有一定的误解与偏见。他们被俘后，经过我军的耐心教育，使他们转变思想政治立场，补入我军连队后就能成为一名光荣而勇敢的人民战士。他们在政治上同我军出身工农的士兵一样享有平等政治权力，在思想、训练、生活方面都不歧视。对他们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两种社会、两种军队性质的“阶级教育”和人民军队的宗旨教育。通过“诉苦”、“挖根”、“换心”等形式，使他们从思想上与剥削阶级划清界线，在立场上自觉成为人民阵营的一员。这些行之有效的对俘工作内容与方法，在实践中不断被华野指战员充实发展，不断被完善丰富和提高，形成了一整套战俘工作制度与经验。许多被俘士兵经我军教育后提高了阶级觉悟，在战场上调转枪口成为我军智勇双全的人民战士，一大批人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斗中荣立战功，还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军优秀的各级指挥员。
起义官兵
四、解放战士火线入伍，即俘即补即战，民心所向。
1947年9月，我军对蒋自卫解放战争已历时一年，至此，我华野已歼蒋军8个师部、29个旅、278个团，非正规军22个团，共计43。1万余人。其中俘虏官兵26。2万余人，除校尉级军官入学校学习和释放一部分外，被俘蒋军士兵绝大部分经我军教育后补入了我军。
1948年初，随着战局的发展战斗异常激烈，我军虽节节胜利，但部队伤亡减员也很大。为了保证连续作战能力，又尽量保持原来的建制，有些部队采取了一边战斗一边把蒋军俘虏士兵补充到部队的办法。由于我基层连队的战斗骨干工作能力强，老战士的觉悟高，被俘蒋军士兵都能听从指挥，纷纷争取杀敌立功，很快被我军融化为一个战斗集体，部队兵源有了全面保证，持续战斗能力得到增强。 “随俘随补随打”的补充经验，迅速被推广到我华野各纵队，普遍获得成效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 我军兵员与补充矛盾的及时解决，是我军战争兵源认识与实践上的新突破，是战时政治工作的新发展。在济南战役前夕，我华野政治部下发了《关于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将“随捉、随补、随打” 正式列为战时扩军方针。经各部队实施检验，普遍反映可行。后来中央军委在全军推广了华野在战时“随俘、随补、随打”的做法。这种方法可以使我军及时了解敌情，从新解放战士那里了解蒋军的防御弱点，对蒋军新的战术技术我也可尽快学习掌握为我所用。当然，有一部分被俘蒋军士兵的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其头脑中还存有旧军队的思想意识，对我军也不够了解。但他们与我军指战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战斗生活，便很快被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感召和融化，成为有觉悟的解放新战士。
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于火线兵员补充是有规定的，在数量上统一执行全军编制。每个纵队可自补2000人，随军管理3000人，而剩余的蒋军俘虏兵要统一上交处理。 在淮海战役的第一、二阶段中，两军战况相当激烈，我华东和中原两个野战军共伤亡13．4万人。如不及时补充兵员，战役就很难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连续作战，而当时我军后方也不可能动员和输送如此数量的的新兵到前线。但我军“即俘、即补、即战”的兵员补充方式解决了战场需要，不但补充了伤亡缺额，还扩充了部队。我华东野战军在战役前仅有30万人，到战役结束时，已发展到55．1万人。其中增加的大部分兵员都是解放战士，这是我军在中外战争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也是我军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巨大成果。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华野共歼敌176．3万人，自己伤亡47万余人。总兵员数却由1947年初的27．5万人，发展到1949年6月的63．5万人。其中解放战士除伤亡外还有 29．5万人，占总兵员数的46％。
总之，在我军许多胜利因素中，瓦解敌军、融化俘虏政策和“即俘、即补、即战”的扩军方针，是加强我军部队建设、夺取三年解放战争胜利的保证。
本文内容于 2008-7-30 18:23:15 被剑客888编辑
谨以此文纪念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人们！
以下是引用青湖钓徒 在第6楼的发言：
不懂,老蒋不是民族英雄吗,兵咋都投共了?
又见剑客,何时再写越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