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血，预备役海军上校算得上知名人士，也是俺很是敬重的一位写手。别的不说，就这排名第一的六百多篇原创，也得让俺殚精竭虑地苦熬经年，能否望尘尚未可知。为弥补原创不足，俺曾经移植他那《八宝山》系列的六十多篇人物小传到俺的自留地里，打肿脸为自己充了一回胖子。
也就因为转载上校的这些人物小传，俺细细地琢磨了这些文章，并在琢磨之后萌生了与上校叫一次板的念头。
这念头源于一篇名为《红四的保卫局长》，描写上将周纯全的小传。上校在这篇小传中落下了如下一些文笔：
但是，请注意：“193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周纯全担任了中央分局常委。同年7月，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成立，被任命为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5年8月，周纯全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熟悉红四历史的人们知道，在1931年到1935年夏红一，四会师，在这段时间里，红四的保卫局干了些啥？
1935年8月“沙窝会议”正是张国焘向党中央要权的关键会议，在那个会议上因张国焘坚持被增为政治局委员是何等地被张信任！
……
在这里，我没资格对周上将本人说三道四。作为一个对红军历史着迷的人，我只能说，人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有些错误犯了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肃反”屠杀红军将士，这不是简单的错误，是思想意识问题。
至于为什么在红军历史上会发生这种同志相残的事，有那个时期斗争残酷的历史原因，也有张国焘的领导人的责任，但一些具体执行者就一点没有责任么？
俺琢磨着，在上校的这个系列中，基本上都是从正面描写人物的，只有为数极少的寥寥几篇使用了比较中性的语言，而这一篇，也许是唯一使用曲笔写就的人物小传。正因为如此，俺便格外小心地沿着上校的笔触查了一些资料，了解关于红军“肃反”的一段历史。在做了这些功课之后，俺感觉到：在上校的曲笔之中，隐隐透露出对周上将人品的微词。就这一点而言，俺对上校也就有了一些微词：上校对周纯全上将似乎有失公允。
一个将军的历史足迹，总是带着特定时代的历史烙印，也就不能不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因而，对周纯全的评价，也就只能作为时代的印记而非个人的色彩予以盖棺。
诚然，红军的“肃反”运动是一场历史的悲剧。周上将作为这场悲剧的执行者，当然也就应该负有不可推御的历史责任。但是，综合地考察过后，俺以为，周上将在这场悲剧中的责任并非源于个人的“思想意识问题”（俺对这话的理解是：主观上追逐权势而卖身求荣），而是出自于“忠诚”的惯性使然和工农干部的学识所限。理由有二：
其一，红军和苏区“肃反”运动并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中国共产党从少年向青年过渡时期发生的一个历史阵痛。“肃反”运动不仅发生在红四方面军（鄂豫皖苏区），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同样的行动也在其他红军和苏区中发生过。在江西，1930年春夏发生了赣西南反“AB团”斗争；在福建，1931年初发生了由邓发主持的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在湘鄂西，1932年发生了夏曦主持的“肃反”运动；即使是在陕北，刘志丹等人也是从“肃反”的刀下起死回生的。从中不难看出，这是来自中央从上海发出的统一指令，而不完全是地方领导人的个人爱好。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央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原因应该是党内发生的路线和道路之争。
在“左”倾路线领导下的，对苏区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了解的党中央片面地追求把革命斗争不断地推向高潮的表面文章，在遭到苏区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领导人“太极拳”式的软磨之后，派遣大批干部进入苏区强制推行“左”倾路线，强行攻打敌人的中心城市。这种违反实际、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的行动，往往给正在成长期的红军和刚刚开创的苏区带来惨重的损失，从而遭到了苏区“缔造者”们不同程度的反对和究责。于是，路线和道路之争便逐渐地演变成为“纯洁革命队伍”的反应，从而酿成了“肃反”的必然结果。而各地相继发生的来自敌对阵营的“劝降”和“诱降”行动，以及一些动摇者的“叛变”行为，则直接点燃了“肃反”行动的导火索。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仍然处于少年阶段，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没有形成足以裁定“比赛”双方谁是谁非的“规则”和事实上的“权威”。而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种路线斗争是难以回避的。
作为工人出身的高级将领，周纯全一方面参加了开创苏区的革命斗争，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也目睹了敌对阵营惨绝人寰的血腥和同事的叛变，其政治上的忠诚和对敌人的仇恨，决定了其在“肃反”斗争中的无情和坚定。另一方面，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决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准确地判定党的决策层在路线上的是非之争。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把来自党中央而且资历很深的张国焘作为正确路线的一方，应该是必然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何况，当时的张国焘也确实具备了政治领袖的素质，领导鄂豫皖苏区取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政治上的盲从（实际上也反映了他的忠诚），决定了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心甘情愿地充当了张国焘的政治打手和“屠夫”的角色。更何况，当时的张国焘并未走上拥兵自重、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道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鄂豫皖苏区的政治领导人。
其二，从周纯全坦然面对张国焘事件和“肃反扩大化”的后果来看，他并非卖身求荣的主观故意。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不久，周纯全就多次向中央提出在了辞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要求，并于1937年1月进入抗大学习。其时，张国焘虽已失势，但未完全离开中央。俺不敢就此断定周上将在当时已与张国焘决裂，但由此判断周上将不是太过追求权力和位子，应该是能够成立的。二是他对“肃反”的反省。从上校引用的周纯全与徐帅之间关于杀害程训萱一事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周对这件事是坦诚以对的，他没有回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联系到他主动请辞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可以看出，至少在1936年底，周纯全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主动为这些错误承担了责任（包括内心深处的自责）。此时，中央尚未开展清算张国涛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党内斗争。由此，也从侧面证实了他在“肃反”中的行为不是卖身求荣，而是政治上的忠诚和学识上的局限所致。
根据上述情况，俺觉得上校“这不是简单的错误，是思想意识问题”的结论是不公平的。当然，“屠杀红军”的行为确实“不是简单的错误”，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犯罪行为”。然而，俺从上校的记述中，找不到周上将“主观故意”的踪迹，而是政治盲从的脚印。
诚然，人们不能接受周上将在“肃反”中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周纯全在“肃反”过程中，确实应该为“扩大化”和“滥杀无辜”受到谴责，并承担其历史的责任。正因为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除了“肃反”外，还包括他曾经作为张国焘的“枪手”在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动中扮演了不甚光彩的角色），周纯全长期受到了精神冷落，包括他的一些老同事、老战友始终都没有原谅过他。但是，俺们不能因为他受到了张国焘的青睐和地位的上升，就简单地断定他与张国焘是一丘之貉，也不能从今天的角度简单地判定他在“肃反”中的行为就是“思想意识问题”，而应该更为深入地研究他的历史轨迹，从中梳理出一些值得后人借鉴的东西。
本文内容于 2008-8-4 10:01:55 被wyjk7788编辑
以下是引用sntian 在第4楼的发言：
